近日,钉钉推出免打扰的“下班模式”,引起关注。用户可在下班后开启该模式,手机将不再接收单聊、群聊等消息通知,划分了打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区域。这可被视为互联网大厂反内卷的最新动作,虽然普通用户仍面临着“你敢用吗”的诘问。

互联网大厂反内卷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,一种是内部的,比如取消996、取消周报,为自家员工减轻压力;一种是外部的,比如上线反沉迷系统,帮助用户缓解对平台的依赖,钉钉的免打扰“下班模式”也属此类。

眼下,人类与数字技术已经度过蜜月期,进入类似“七年之痒”的调整与适应阶段。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,不加辨析地使用数字技术有可能让技术反客为主,而我们则会沦为数字幽灵的奴隶。

据媒体报道,在2021年建立的“反技术依赖”豆瓣小组内,成员有两万余人,他们拥抱技术带来的便利,也不同程度地遭遇着“技进人退”:难以集中注意力、没有真实可感的社交、大面积精神焦虑、被算法精准投喂商品、被同质化的信息裹挟等。

另外一篇报道指出,在现在的年轻人群体里,戒手机成了一门生意,不无怪诞的“手机隔离盒”成为热销产品。

在这些报道的评论区,总有人轻飘飘地表示“主要还是靠自制力”,言外之意,技术是无辜的,不能摆脱技术依赖,要怪用户意志力软弱。这是一种存在已久的技术中性论调,但却并不准确。人与技术的关系比这些想当然的说法复杂得多,否则科技伦理就毫无存在和探讨的必要了。

就在前几天,中办、国办印发《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》,提出“伦理先行、依法依规、敏捷治理、立足国情、开放合作”的科技伦理治理要求,还明确了“增进人类福祉、尊重生命权利、坚持公平公正、合理控制风险、保持公开透明”的科技伦理原则。

“技术是一柄双刃剑”这句话,不一定只是针对远在天边的核技术、基因技术,也指向我们日用而不察的技术。

尼古拉斯·卡尔在《浅薄: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》一书里写到:我们和技术之间形成的紧密联系是双向的。就在技术成为我们自身的外延时,我们也成了技术的外延。木匠把锤子拿在手中的时候,他用手能做的只有锤子能做的事情。那只手变成了钉钉子和拔钉子的工具。战士把望远镜放在眼前的时候,他能看到的只有镜头允许他看到的东西。他的视野变远了,却对近处的景象视而不见了。

移动互联网发展之初,我们体会到了随时随地可以办公的便利,却没有意识到,“永远在线”很快从福音变成诅咒,“随时随地可以办公”沦为“随时随地不得不办公”。很多打工人已经习惯了随时进入工作的状态,上班与下班、工作日与休息日的界限日益模糊。哪怕下班后需要处理的工作任务并不重,但“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”,我们的时间自主性受到了极大的破坏,进而滋生出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虑和被剥夺感。

我们当然可以说,员工要有勇气反抗过界的老板,但平台的责任同样不可低估。正如尼尔·波斯曼在《技术垄断:文化向技术投降》中指出的,每一种工具都有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,或者说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的价值。在数字经济时代,如何看待劳动者的时间,不仅体现于老板的态度,也体现于办公软件、社交软件的设计与算法。

从本质上说,世界上只有一种自由,就是支配时间的自由。人们理当享有时间免于被无限剥夺的自由,不管剥夺者是老板还是软件。要捍卫时间自主权,光靠平台的自觉依然不够,还要有法律与监管的跟进。希望有一天,面对办公软件的“下班模式”,人们的反应不再是“员工敢用吗”,而是“老板敢不用吗”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