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前,特斯拉通过官方微博宣布,已在中国建立数据中心,以实现数据存储本地化,并将陆续增加更多本地数据中心。

有关特斯拉的话题再次引起热议。数据中心落地中国,背后有何深意?

“国产化”还有另一半

特斯拉方面证实,未来无论国产或进口特斯拉汽车,只要销售地在中国大陆市场,其产生的数据都将存储在中国境内。连日来,网络上许多声音对此给予积极评价;专业人士也多认为数据本地化,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开数据安全和类似“刹车门”事件的困局。

全球化和数字化交织的时代,数据是企业技术创新、服务优化的核心生产资料。产品和服务落在一个地方,数据来自当地消费市场、服务于当地消费者,因此数据本地化既是市场监管的需要,也符合全球产业布局的理性商业逻辑。

智能汽车与智能手机不同。手机的用户数据一般只是拿来分析,用于改进服务质量;而在智能汽车行业,数据一直在被使用,人工智能正是通过数据进行模拟训练、自我学习,由此,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技术才能得以快速发展。

特斯拉在中国还没建成研发中心,此前用户数据都是传回美国,在美国完成自动驾驶的研发、测试。于是就形成了一种错配:数据来自中国用户,服务的是中国消费者,现实中的技术开发却只能按照美国的路况和交通法规进行,从事研发的也都是基于当地思维习惯的美国团队。业内人士认为,特斯拉在中国市场出现的一系列问题,很大程度上就与因此而生的“技术适应性”问题有关。

传统汽车产业,国外跑得好的车来到中国一定也能开,最多因为一些设计上的区别,产生驾驶感受上的“小差异”。但当汽车叠加数字化之后,传统认知便遭遇了颠覆。

一家跨国车企向记者分享了一个案例:此前该企业带着中国媒体前往海外试驾新款自动驾驶汽车,车内人脸识别系统习惯了欧美面孔,难以辨认亚洲面孔结构,于是认为驾驶员因疲劳驾驶闭眼打盹,不断发出警报。后来这家公司的自动驾驶技术引入中国市场,专门研究修复了人脸识别BUG,再也没有发生此类情况。

人脸只是一个小细节,各个国家路况不同,驾驶习惯不同,各种现实情况千差万别,技术不可能依靠“想象”,只有依托真实的应用场景,才能长足完善。因此,特斯拉其实早已有所行动,中国市场规模起来后,他们按照全球化的商业逻辑,快速推动数据中心和研发中心本地化。

“公众一直在关注特斯拉的国产化。对智能汽车来说,如果数据和研发仍在国外,哪怕硬件100%国产了,也只是‘半个国产化’。”智能汽车领域从业者表示。

好的监管如同“沙盒”

本月国家国信办发布《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(征求意见稿)》(简称《征求意见稿》),随着进一步完善法规,数据安全将划清边界,以数字为重要生产资料的智能汽车行业未来发展将有章可循。

特斯拉方面表示,《征求意见稿》发布后,已与业内专家展开研商,将坚定支持行业的规范化发展。数据中心落地中国,是其主动适应中国市场新规则的做法。

事实上,汽车数据安全的问题,并非特斯拉一家企业面对,而是涉及整个汽车行业。

互联网蓬勃发展以来,有关用户数据归谁,又该如何使用的问题一直为各方争论的焦点。特斯拉的新举动也引发了这一核心问题的讨论——行车数据的使用权和价值到底属于谁?

多位数字经济研究者认为,《民法典》颁布后,用户数据采集自个人信息,产权属于个人,这部分定义已很清晰。这表明智能汽车采集驾驶者个人信息,用于改进技术和提供服务时,用户是将个人数据产权“让渡”了出去。

法律定义虽然清晰,但在商业世界中,现实却十分复杂。汽车公司每次采集用户数据,如果都要经过“产权让渡”流程,驾驶员就几乎无法正常开车了。即使车主许可了车企所有的数据采集行为,车上随机的其他乘客也会产生数据,让渡许可将变得更加困难。

目前,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个人数据保护要求不一。比如欧洲最为严格,曾旅居欧洲的业内人士讲述其经历:使用一些企业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时,邮箱里会被塞满各类“同意书”“免责条款”,要填写确认大量电子表格,极为繁琐。这样的情况下,许多欧洲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缓慢,比如智能汽车领域,美国和中国企业已经反超了欧洲传统汽车巨头。

数字化时代,不被用起来的数据毫无意义,本身也是社会资源的浪费。但当企业不受约束采集、使用个人数据时,在最大化利润的趋势下,往往不关心个人隐私,导致损害消费者权益,甚至加剧社会矛盾。

“数字经济要健康平稳发展,政府的角色不能缺位。”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许志伟认为,面对数字时代的天然矛盾,政府需要增强数字治理能力,通过明确数据产权、保护数据产权,既能保护个人信息安全,又可帮助市场降低交易成本。

好的数字治理能力,不是无为而治,也非事无巨细。它平时可以“隐形”,遇到问题时却能不缺位。

上海最早探索自贸区建设时就意识到:“二线管住”能力有多强,决定着“一线开放”步子能迈多大。如今在智能汽车行业,当市场规则更加完善、各方沟通机制更加畅通,市场监管部门、第三方检测机构能力增强,类似“监管沙盒”的模式就能建立起来。而这不仅是消费者的后盾,也将成为中外企业发展的后盾,数据存储本地化,就是构成后盾的重要基础。

“数字化领域,中国不需要像欧洲一样设定一个非常高的监管门槛,而是要明确定义后,划定一个适当的界限。”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表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