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账本中裁员,在不确定性里硬挣,现金流面临断链风险,哪怕亏损也要想尽办法留住客户,这是采访中,当下小微企业呈现的一抹缩影。“很难,比2020年更难。”是多位受访者给出的心声。而无论是哪一家受访企业,背后都对应着行业里数以万计的从业者。中小微企业是市场运行的细胞,是促创业、保就业、活跃市场的主力军,他们的生存甚至与我们的生活成本息息相关。

以下是他们的故事。

屡遭客户毁约

于淼最近的不确定感更强了。

于淼是中山一家中小型规模制衣厂的负责人,其父亲一手创办了这家工厂。今年是工厂经营的第八个年头,但是今年的日子过得尤其难。

目前制衣厂里的大客户仅剩下一家,但也是硬着头皮在生产。如果再出现成衣生产出来,客户拒收的情况,于淼目前抵押给银行的房子都不足够偿还。

于淼说,其实工厂倒了可以再建,但是信心、信念和对未来期待的丧失才是最可怕的。

清明节过后的一天,于淼和亲戚朋友们聚了一次餐。于淼一大家族的人基本都是在中山从事制衣生意的,算下来整个家族共经营着六、七个制衣厂,规模都不太大,每个厂里的员工在几十人的规模。对比下来看,于淼家的情况还是其中比较好的,还有零散订单进来,最差的是于淼哥哥的厂子,从三月开始放假,直接放到了六月份。

即便如此,但于淼心里清楚,工厂的生死其实也是在一线之间。

受到上海疫情的影响,于淼再度遭遇了订单流失。3月中旬,按照约定,于淼将一位上海的客人订购的棒球服版衣发到上海,与客户确认。但是物流刚到上海两天,上海被封控。于淼联系客户,同时在业务沟通群里询问,均无人回应。这笔订单又黄了。

疫情这两三年来,客户拒收、失联、毁约的情况,于淼经历了太多次。

去年双十一的一笔大额订单对于淼家的生意形成重击。为备战双十一、双十二,潮牌客户去年在工厂下单500万元货值的订单,但是双十一销售不及预期,客户便想在双十二的订单上进一步压缩价格,工厂没有同意。于淼说,本身工厂的利润率也只有20%。

结果客户翻脸,双十二仅下单了之前约定的六成,导致工厂滞留了5000多件库存。“最后,在我们的苦苦哀求下,他们以65折的价格,只收了部分。”损失更大的则是在物料上,价值100多万的针织面料全部滞留。最后,工厂盘算,这一波造成的损失在200万元左右。

经此事件的影响,工厂裁员五分之四,从原来的五十多人减少到只有十多人。

这两年多来,太多这样无力的时刻。于淼家曾有一家在天猫上专门售卖孕妇牛仔裤的客户。在疫情之前,这家客户在天猫孕妇牛仔裤的细分品类中能排名前三。双方合作的方式是货款月结,所以一般不付定金。2020年疫情开始,客户销售乏力,6000多件的牛仔裤订单,价值40万货值,物流运送到上海以后,客户直接拒收。“销售端说走人就走人,把风险都转移到了生产端。”于淼说到。

不仅是国内的客户,国外的客户也出现过类似情况。CR7品牌此前也是于淼家的客户。2020年,客户下单的5000多件牛仔衬衣,12美金一件,仅付了30% 的定金,货物拉到港口,客户拒收。5000多件牛仔衫再次躺回工厂里,成了库存。

艰难维持运转

一次又一次,于淼家的工厂已经无力承担任何的风险。年初,于淼将家里的房子抵押给银行,维持运转。原本的这个时候,工厂每个月的出货量可以达到5万件,现在锐减到仅有6000件。

“我们现在卑微到一条布的订单都接。”于淼说到。但是工厂目前的散单,毛利极低,“很多都是贴着成本线在做,一旦返工就意味着巨额亏损。”于淼说到。

而且,童装大客户的付款周期有三个月,三个月的货值在两三百万,如果这家客户再出现问题,“我抵押的房子直接交给银行都不够还,这将是压死我家的最后一根稻草。”于淼说到。

最近这两天,于淼的父亲在想办法四处筹钱,之前营业执照和房产抵押的贷款已经不足够支撑了。

于淼说,其实工厂倒了可以再建,而人一旦丧失了对未来的期待,才是最可怕的。当下,经销商不敢向厂商下单,厂商也不敢生产,消费者也一样,不知道自己买的东西还能不能运送到手里。这样大家只能降低消费、降低产出,每个节点越来越走向封闭。

产业转型升级 意味着淘汰

其实于淼家的工厂也可以选择像其哥哥那样,直接闭厂休息,现在则是在不确定中踩着缝纫机,不知道一场风暴是否在明天就会袭来。于淼也这样考虑过,但于淼的父亲坚决不同意闭厂。

他们在产业的夹缝里硬撑着。于淼的父亲总是说,“我一辈子只会做衣服,不开厂又能做什么。还有陪着我一路创业的工人又如何处置。”

于淼说,实际上自2015年开始,制衣厂的毛利率就一直在下滑。一是人力成本的攀升;二是工人出现断层,产业后继无人;三是外贸转内贸,导致国内制衣行业内卷,毛利被不断挤压。

90后的于淼清楚地知道,可替代性强的低端制造产业面临着转型或者是淘汰,可于淼更加清楚地知道,产业要淘汰,也是在淘汰他眼前和他父亲一样的这一拨人。“我爸那辈人,他们劳碌一辈子的产业,产能过剩,终究要被时代所抛弃,让他们的劳作显得多余和可笑。”于淼说到。

这样的人还有很多。小作坊式的工厂在国内的制衣产业里占据着大多数。在天眼查上,以纺织服装、服饰业类目进行检索,企业数量超过10万家,而再附加上注册资本50万元以上、参保人数大于50人、存续这样的条件,企业数量约在2700家。简单测算,小作坊工厂占据着这个行业的97%。

再依据中国服装协会发布的《中国服装行业“十四五”发展指导意见和2035年远景目标》数据,2020年全国服装行业工业企业数量17万家,服装制造领域从业人数826万人。

于淼说,如果产业出现成批的倒闭或者转移,意味着数百万人的失业无法解决。“大家都知道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是趋势,但现在产业主力军的这批70后、80后,他们怎么办。”

去年,曾有媒体报道,广州制衣厂日薪700元,月薪上万元却招不到工人。于淼说到,情况确实如此,有些工人不在固定的工厂工作,而是专门做临时工,行业里称为“炒更族”,他们获得的薪酬普遍比正式工多20%。但是今年的情况明显不一样,行情太差,大部分的工厂没有订单,工人无货可做。“我现在经常会遇到有工人来工厂问招不招人,以往根本不会存在这种情况。”

对于品牌的“幻想”

TO B的生意愈发难做,于淼和父亲也在筹划向C端转型,比如,将衣服放在批发型网站上,做一件代发。但于淼发现,作为制造商,远没有销售商对于市场潮流的敏感性,而且这种方式的利润率也仅比批量定制高一点,但还增加了运费、运费险等成本。

摸索下来看,于淼认为,向C端转型,最可能有出路的还是创立自己的品牌,而不是简单的备货。工厂有15%-20%的成本优势,出货更快,消费者不用等待漫长的预售。从今年2月份,于淼就在各大论坛,积极招募设计师。但问询者寥寥。因为一般而言,相比工厂,设计师更愿意与好的运营方、销售方合作。但于淼没有放弃,依然在寻找愿意合作的设计师。

于淼说,“打造品牌,一是为了提高顾客忠诚度,二是提高利润率,简单的TOC端备货是无法达到上述两者的。但品牌不一样,一旦品牌做起来了,就意味着工厂会有更高的运作空间,在整个市场竞争中会有更大的灵活性。我可以不再选择依靠价格竞争,我可以更新我的设备,向智能制造升级,也可以让员工享受更大的权益。”

末了,于淼说,“这一切是我对品牌的幻想,如果我真的做起来了,我一定会按照这个幻想走下去。”

现金流面临断链风险

吴远也非常担心客户不能及时回款的问题。

吴远所在的公司是一家贸易供应链公司,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,实缴200万元,属于小微企业,公司至今已经成立7年时间。

公司从事木材和塑料等原材料的贸易,作为中间商,主要负责垫资、物流和品控。吴远介绍,这个行业属于大宗商品,特点是交易金额高、利润低,主要靠走量跑单。

以往的3月、4月,每个月的销售额会在3000-5000万元,利润在20-25万元。今年3月,公司的销售额在2000万元左右,而在4月,销售为0。

4月初,公司原本与韩国的一家客户谈好,从镇江采购一批塑料原材料出口至韩国。但是因为封城,样品寄不出去。由于耽误太久,客户对于中国的情况很是忧虑,约在4月中旬,客户方面向吴远表达,即便他们收到了样本,但就目前中国的情况,他们很担心后续整体货物的物流运输。吴远表示,这笔订单基本不可能成功了。

已经发出的订单还在受到物流方面的影响。公司有一家地处连云港的从事净水领域的大型企业客户。公司从贵阳向其发出的第一批过滤材料目前仍卡在杭州的物流网点,至今已经两周时间。客户已经下了第二笔订单,但是厂家已不敢发货。4月30日的时候,公司的采购负责人告诉吴远,公司目前合作的生产过滤材料的厂家,其原材料备货即将耗尽,如果原材料还不能补充到,生产线面临停机。

除此之外,公司的现金流也存问题。“国内运输目前普遍无法保证时效性,客户无法收到货物,另外4月无法正常工作,发票没有开出,预计5月也不会有回款。”吴远说到。

吴远表示,像他们公司这样的贸易型企业,基本是依靠商品流通和资金流通来赚取利润,并且,大宗商品的垫资金额单笔基本都在50万元以上。如果后续客户无法按时回款,企业将难以为继,不仅银行的还款计划无法执行,就业也不能得到保证。

同样,在天眼查上进行筛选,上海地区,从事贸易经济与代理的存续企业有超过2万家,在这其中,参保人数少于50人的存续企业则有超过1.6万家。

在账本中裁员

吴远讲述,今年自春节以后,公司基本没能好好做生意。连续亏损三个月,进入4月,公司无奈只能选择裁员。

作为业务负责人,吴远跟老板提裁员想法的时候,老板一开始是不同意的。但是吴远清楚地知道,公司的账本已经无力承担目前的硬性开支。

吴远跟老板算了一笔账。上海最低社保缴纳基数5975元,社保费用是2345.80元。公司有11名员工,如果社保按照最低标准计算,11名员工的社保费用一月需要25800元。

再是工资支出。正常情况下,员工工资一月是4.8万元,加上社保,这部分支出一月在7.4万元。

还有租赁成本。三间小型办公室,房租是13000元一月,物业管理费1200元。此外,还有资金成本,资金垫付在外,没有回款,这部分每月需要支付银行利息5万元。

吴远简单算了一下,封城期间,一个月基本亏损在10万元。不能开源的情况下,只能节流,公司先把办公室退租了两间。

员工方面,老板咬咬牙表示,要么不要裁员,员工的工资按照最低工资发放,社保正常缴纳。吴远提醒老板,封城期间,员工的工资需要按照实际进行发放,如果企业按照最低工资标准发放,会存有风险。

最后,老板还是无奈决定裁员,把行政、助理和业务跟单员职位裁撤,将员工由11人削减到6人。

这又涉及到赔偿金的问题,老板的意思是按照2 N进行员工赔偿。但手握账本的吴远又得再一次提醒老板,按照2N进行赔偿,需要给付15万元。目前公司账面上的全部资金是四万一千四百八十二块零九分。老板跟吴远说,钱他去想办法。

吴远一一去和员工详谈,电话一个个打出去。员工的怨气、委屈,吴远也只能听着。她向员工们解释,今年原材料价格上涨,加上疫情影响,货物发不出去,业务表现非常差。即便封城结束,裁员也是势在必行。

吴远说,辞退员工之前也经历过,但这次异常心累,“因为我知道,员工什么都没有做错,但是他们却没了工作。”

哪怕亏损也想留住客户

杨飒所在的公司规模稍大一些,坐落在上海,主要从事服装辅料商标,包括纸质印刷吊牌、面料印商标、织标、水洗标等的贸易等。自2008年成立,拥有员工约60人,杨飒是业务负责人之一。上海封城以来,杨飒又经历了2020年年初时候的情况,大量国内、国外的订单取消。不过,这次的情况更为严重一些,公司也面临现金流吃紧的问题。

4月,杨飒所在的公司订单同比减少了三分之二。同时由于目前公司的发票无法开出,这月公司进账微乎其微。

正在进行中的订单要么已经完成生产,但是工厂无法发货;要么是卡在中途的物流网点。订单一般的交货时间在7-10天,但是目前上海方面的物流运转出现问题。不过对于以上情况,公司正在想各种办法解决。

首先,评估客户下单的量值大小。如果数量不算太大,公司会联络江浙一带未被封控且物流正常的工厂,重新为客户生产商标。“公司哪怕承担一些损失,也尽量去减少商标延期,减少对客户供应链的影响。”杨飒说到。

其次,对于一些货值较大,但是商标属于通用类型,可以转做库存的订单,公司也会率先考虑为客户重新生产。

但是对于一些目前仍被卡在物流网点的,货值大且是定制型商标的订单,公司也无能为力,“如果重新生产的话,这部分损失太大了。”杨飒说到。

再者,对于已经下单下一季度订单的客户,如果有取消意向,公司会与之协商,可以给予9折或者8折的折扣。

杨飒表示,目前订单减少是最直观的情况,而那些卡在工厂、物流网点等等已经被取消的订单,公司还未完全整理,这一部分也是相当大的损失。

“我们现在就是在风险还能够承担的前提下,想尽办法解决客户订单延迟交付的问题,宁愿自己损失一些,也不能把客户推出去。”杨飒说到。

(文中受访者为化名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