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号入座的情绪总能让表达欲分外旺盛,状况频出的大厂员工和意外殒命的外卖骑手,几乎同时上了热搜。

但大部分人开喷之前,未必找准了自己的社会站位。

2019年,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随机抽取7万份样本,推算出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有5.47亿人,1000-1090元的是5250万人,1090-2000元的有3.64亿人,这10亿人无疑是低收入群体了。

月收入在2000-20000元之间的有4.38亿人,可以看做橄榄型社会的中坚力量,但阶梯跨度过大,参考意义并不高。

月入2000在北上广深就是温饱水平,这个中产简直低到尘埃里了,月入2万还要看年龄,看城市,看贷款,看资产,看健康状况,看家庭结构等等。

网上有项调查,京沪家庭年收入多少才算中产。

32.2%的人觉得在80-120万之间,31.2%认为是50-80万,26%认为是120万以上,只有不到10%的人认为落在30-50万这个区间。

在“人均985、年薪百万”的知乎,也有人发问,上海7套房,无贷款,外加现金股票6000万,算不算中产?

真不全是凡尔赛的炫耀,多少也有自我认知的茫然。

以猝死的大厂女生为例,据说就拿了150万元的package,死于保安之手的外卖骑手,每天80多单也是月入破万,都是有底气的打工人。

但他们有多少中产的优越感和安全感?

中产一词最早源于亚里士多德,但他的中产只是一个财富概念,没有其他内涵。1912年德国学者莱德勒把白领称为“新中产阶级”,就比较接近现代范畴了。

真正定义新中产和老中产的是美国学者赖特·米尔斯。

他把农场主、小商人和小业主称为老中产,把办公室文员、职业经理人和其他新兴职业者统称为新中产,这个分类也适用于后来的互联网。

老中产数量庞大,新中产充满时代优越,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比上不足、比下有余。

2005年社科院出版《中国中产阶层调查》,作者周晓虹访谈了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南京、武汉等五大城市的3000多份样本,其中85.5%的受访者觉得自己是中产阶层,只有极少数自认是富人或穷人。

中产自我感觉良好,其实不确定性极高。

1、收入

新中产大多是互联网原住民,前有996福报,后有35岁大限,上有老板PUA,下有苏享茂式情感陷阱,后半生的安全系数不高。

2、资产

新老中产都不在舒适区,老中产房东化,用房子收割新中产,后者套现之后也变成老中产,但大家的资产配置过于集中,未来能否跑赢大盘,谁都心里没底。

吴晓波的《2019年中产白皮书》认为新中产家庭年收入20万元起步,净资产中位数是317万元,一线城市高达477万元,平均负债是112万元。

胡润的财富榜单标准差不多,中产的净资产至少300万起步,而且配置必须合理,股票、债券、基金、保险、古董、艺术品、珠宝等等。

光凭几张房奴证书,潇洒不起来。

3、预期

社会生态加速进化,锤爆了正常的人生预期,老中产不知房价是否崩盘,新中产不知比特币能活几年,快递员、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新技术取代。

4、负担

从2017年度的人社部统计公报可知,2018年个税起征点调高到5000元,纳税人数从1.87亿下降到6400万,占就业总人口的15%。从公共财政角度而言,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;从个体家庭角度而言,他们是付出最多的群体。

5、生活状态

知识型劳动或技能型劳动,曾经的风光都被互联网消灭了,新中产的工作强度与体力劳动者无异,只是场景不同而已。

新中产门槛无限拔高,个人感知却被消费主义极度弱化。

现代社会物质富足,创造了大量公共消费品,普通人的获得感空前增加,每个人都可以用网红甜品犒劳自己,从而在整个下午享受多巴胺带来的幸福。

原本用来识别身份的个人标签也被淡化了。

封建时代,服饰可以区分阶层;工业时代,流水线的员工统一着装;即便今天,曹德旺那样的老板仍然相信秩序出效率的逻辑,但互联网让码农的工作和生活个人化了,大型券商也不一定非要西装革履。

消费下沉和普世化非常明显。

路边的麻辣烫、卤煮火烧、打边炉、羊肉泡馍、煎饼果子,不仅三教九流喜欢,开豪车的成功人士偶尔也会捧场。

富丽堂皇的SKP,顶多对外卖小哥不友善,却不会将普通人拒之门外,宜家和星巴克,不会驱赶蹭空调、占座位的大爷大妈。

这就模糊了我们的自我认知。

如果你称赞一个朋友是中产,人家多半不承认,但你换个方式,问他为什么用便宜的小米手机,他铁定挂味了:老子买十个苹果也富余,爷就是不想被收智商税而已。

我们可以自谦,但绝不允许旁人看轻。

所以互联网创造新中产,只要创造中产心态就行了。

清人李渔写过一本书叫做《闲情偶寄》,他说穷人之乐,“无他秘巧,亦止有退一步法。我以为贫,更有贫于我者;我以为贱,更有贱于我者……”。

翻译成人话,只要有合适的对标,就能收获鲁大师的精神胜利法。

至于富人,李渔认为是“悦色娱声,眠花藉柳,构堂建厦,啸月潮风诸乐事,他人欲得,所患无资,业有其资,何求弗遂?”

这里你注意李渔描绘的几个典型场景:

悦色娱声,指的是享乐消费;

眠花藉柳,是下半身享受;

构堂建厦,有钱必须繁荣房地产;

啸月潮风,可以理解为睡到自然醒的状态,现在叫财富自由;

这样说来,有了物质+精神的场景感知,就有中产心态。

过去中产的超前消费只有车子和房子,日常消费很难加杠杆,但互联网通过海量数据和精准匹配,就能让我们手里并不富余的闲钱回流到经济大循环中。

因为互联网产品学首先是心理学,洞悉新中产想消费又不敢花钱的心理,先用免费和低价,把花钱变成习惯;再用流量刺激消费主义,触发从众心理;然后用消费贷撬动可支配收入,给人生加杠杆。

三位一体,成功解锁了消费封印。

社交关系链则推动了越级消费。

中国人讳谈收入,却重视消费的心理暗示,按麦肯锡今年4月的数据,中国贡献了全球奢侈品消费的三分之一,其中28%由90后包办,小红书和朋友圈的艳羡目光是高消费的重要推手,也是凡尔赛文学的心理基础。

互联网最复杂的工作是创造有美誉度的身份加持。

十年前你问中国孩子的理想,大多数人会说是明星、老板、医生、白领、老师、公务员、飞行员、科学家等等,这些职业的共同点是什么?有钱、稳定、受尊敬,是岳母的最爱。

现在价值观变了,网红成为新宠,流量放大了塔尖群体的幸存者偏差,聚光灯之外的小人物都被自动过滤了,新的财富示范效应迅速形成。

你在抖音、快手、B站可以经常看到,直播半年就买房的自我宣示,以流量引导关注,以粉丝变现财富,这一步互联网做到了。

互联网把头部网红变成顶流,跻身富豪阶层,把腰部网红变成新中产,在不改变分配机制的前提下,直接把情绪变成了价值。

但现阶段流量网红的公众美誉度不高,李佳琦、杨超越以特殊人才落户上海,争议不少,甚至丁真爆红,都不是没有反对派。

批量生产网红很容易,重塑审美和价值观需要时间。

当年王朔说:所谓成功,不就是有钱,让傻X知道了吗,这话不全是对屌丝的蔑视,顺便也喷了成功者。

傻X都知道你有钱,说明炫富太没技术含量了。

蒋方舟在《圆桌派》上说“跑马拉松的中产是无声的广场舞”,听得窦文涛、梁文道、马未都一拍大腿,老文青不讨厌有钱,讨厌的是自以为符合身份的外化方式。

用佛家的话说,着相了。

但互联网反转了这种文化差异。

不仅中产要有符合身份的生活方式,连穷人也要精致穷,钱就是消费品,你的钱怎么花,旁人无权干涉,人死了钱没花完才是最可怕的。

过去的中产要有一张马术或高尔夫会员卡,新中产宁可窝在家里打一盘游戏;老中产准时欣赏维也纳新年音乐会,新中产只要年会上有苍老师就兴奋莫名,手机里从不缺小姐姐。

在精神属性上,王朔就觉得中产阶级应该安于现状,尊重既有社会等级和道德规范,互联网信奉的则是屌丝逆袭那一套。

某广告说,“生命应该浪费在美好事物上”,快手说,“不要忽视追求生命中最美好事物的年轻人”,问题在于什么是美好事物?

祭出这么虚无缥缈的意象,说明互联网察觉了传统中产的易碎。

每次各种财富榜单一露面,评论区就少不了“被中产”,“被平均”,“抱歉,我拖后腿了”之类的跟贴,说明公共数据与个体感知的差异。

码农是互联网当红炸子鸡,也是新中产主力军,去年招聘网站的数据显示全国码农的平均月薪是14410元,但人家自己未必觉得是中产。

一是有效赚钱时间太短,35岁出局是大概率事件。

二是生活质量不高,没工夫培养高雅嗜好。

三是工作不高光,996、715、大小周、白加黑,总会找上你。

四是身体很悲催,亚健康跑不了。

再比如公务员。

工资不高,福利不少,工作清闲,岳母满意,经常被实名羡慕,但也可能失去了赚大钱的机会。

还有工人老大哥。

时光倒流50年是人人羡慕的好工作,如今避之唯恐不及,工匠精神永远受欢迎,但工匠从来不是一个好职业。

赚钱最难的穷人最爱冲动消费,完全不惧黑天鹅事件。反正时代进步,有我一份;真要房价崩盘,大家重新开始,怕个球。

反倒是新中产特别依赖一个稳定持续的经济格局,知识储备跟不上技术迭代,只好痛饮鸡汤,花钱自嗨,成为奋斗逼。

互联网给予的同时,也在索取,而且未必是等价交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