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什么东西比恐慌蔓延得更快

《传染病》是史蒂文·索德伯格9年前导演的一部惊悚片。在这电影上映9年后，中国武汉爆发了一场新型肺炎。国际卫生组织踌躇之后宣布此次疫情为“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”。现在，该病毒终于被重新命名为COVID-19。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以及给人们造成的恐慌，已经远远不仅囿于武汉和中国。

由于疫情的关系，很多人将《传染病》这部电影奉为“神作”。越来越多的人把它找出来“复习”。最近，该片已经成了iTunes上排名第10的电影。网上也有大量文章把它与当前的疫情做神对比。

也许是巧合，电影和真实世界的疫情都发生在中国，而且病毒很可能都是来自蝙蝠，并且通过一种中间宿主感染了人类。

这部电影的编剧斯科特·伯恩斯对《传染病》的再次火爆并不意外。不过他指出很重要的一点：观众或许没有注意到，这部片子更宏大的关注点，是在传染病爆发期间所引发的“社会恐慌”。

伯恩斯通过电话对《财富》表示：“《传染病》这部片子与新冠病毒疫情虽有一些相似之处，但纯属巧合，而且它也没有那么重要。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反应、恐慌的蔓延，以及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。这一点倒是与现实最相吻合。”

新冠病毒爆发以来，2011年的好莱坞电影《传染病》迅速在iTunes上成为下载热门。

图片来源：WARNER BROS/COURTESY EVERETT COLLECTION

如果说《传染病》里的病毒与COVID-19有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，那也不奇怪。原因很简单：伯恩斯在写剧本时的确是做了研究。

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，伯恩斯非常注重科学的严谨性，他请教了W·伊恩·利普金和拉里·布里连特等专业传染病学家，根据他们的第一手经验，创造了这样一个虚构的病毒。通过与科学家们的交流，伯恩斯也逐渐构想了社会将对这样一种病毒做出何种反应——从抢劫商店的情节，再到不停散布“假新闻”的视频博主（由裘德·洛饰演）等等。

他回忆道：“当我最初向史蒂文•索德伯格提出这个创意时，我就说过，我希望《传染病》要有尽可能扎实的科学依据。我不想做那种没什么科学依据的好莱坞灾难片。我们这部片子里的英雄应该是科学家。”

幸运的是，他有上面这两位“现成的英雄科学家”可以利用。在上世纪70年代，布里连特是彻底终结了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的功臣之一。他后来成为美国“斯科尔应对全球威胁基金会”的第一任CEO。该基金会由eBay前董事长杰夫·斯科尔发起，目的是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可能威胁。

而利普金在业内则被称为“大师级的病毒猎手”。30年来，他一直在与时间赛跑，鉴定和对抗各种新型病毒，从西尼罗病毒到2003年的SARS，他几乎参与了所有重大疫情的防控工作。（利普金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授。前些日子他来了一趟中国，就COVID-19病毒防控工作向当地卫生官员提供了一些建议。目前他正在家中进行14天的自我隔离。）

伯恩斯表示，他之所以想写一部以流行病为主题的剧本，就是因为专家们普遍认为，流行病的爆发并不是“会不会”的问题，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

他解释道：“如果你看看人类的历史，从西班牙流感时代开始，各种传染病就不断爆发，我们不需要幻想这种情况会有任何改变。不过最令人不安的是，当一种病毒被称为‘新型病毒’，这意味着以前从来没有人遇到过它。它对人类的免疫系统是一个新的挑战，而人类也需要足够时间才能找到应对的办法。”

图为《传染病》的编剧伯恩斯（照片摄于2019年）。他说他在创作《传染病》的剧本时，“不想做一部没有科学依剧的好莱坞灾难片”。图片来源：VERA ANDERSON—WIREIMAGE/GETTY IMAGES

伯恩斯在创作过程中还咨询了利普金在哥大的一些同事，以及曾获普利策奖的知名记者劳丽·加勒特（她也是《即将到来的瘟疫》一书的作者）。

布里连特表示：“我们想让人们重新认识到，一场真正的传染病大爆发是什么样的。而且还要有无可挑剔的科学基础。所以我们召集了一支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团队，以确保我们不会让情节变得过分夸张。”

在影片开头，格温尼丝·帕特洛饰演的角色感染了一种叫做MEV-1的病毒，随后迅速丧命。为了虚构这样一种病毒，哥大的科学家们利用计算机模拟了两种相关病毒的特征，这两种病毒主要存在于蝙蝠体内，但偶尔也会传播给人类，它们分别是来自东南亚的尼帕病毒，和来自澳大利亚的亨德拉病毒。

科学家又结合了流感病毒的特征，对这种虚构病毒做了基因编辑，使它可以通过体液或飞沫传播。科学家之所以借鉴了尼帕病毒，主要是为了增加戏剧张力，毕竟一种病毒如果只能引发呼吸系统疾病，似乎还不够可怕。而尼帕病毒则是一种可同时影响肺部和脑部的副粘病毒。

“天花终结者”布里连特接着指出：“MEV-1病毒损害了格温妮丝·帕特洛的大脑，它还会让人呕吐或者癫痫，这种画面会造成更大的恐惧。”

在这里，布里连特还特别强调，MEV-1病毒与现实中的COVID-19病毒有一个关键的区别。“此次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，对大多数感染者来说，其症状是远比MEV-1要温和的。它的传播性或许很强，但致死率是比较低的。”

他还表示：“大多数空气传播的病毒是无色、无嗅、无味的。不过这样的话，它在电影里的表现力就不够强了。我们虚构的这些症状，和新冠病毒肺炎的症状是不一样的。”

疫情下的恐慌文化

在电影《传染病》中，蔓延的病毒不只一种，除了虚构的MEV-1病毒，还有一种“病毒”也同样可怕，那就是疫情带来了恐慌氛围。这种恐慌导致了社会的分裂，并且影响了国际社会应对疫情的能力。

最近，伯恩斯也看到了很多关于公众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反应的新闻，很多人在恐慌下做出的决定，其实已经违背了卫生专家的建议。

首先是恐慌引发的抢购口罩狂潮。实际上，医护人员才是更有可能接触到病毒的人，而抢购口罩却使医护人员很有可能陷入口罩短缺。而且据专家称，口罩的主要作用是能有效阻止病人传播疾病，而在预防病毒方面则效果有限。

2月6日，购买口罩的市民在香港的一家药店外排起长队，而口罩在当地已处于短缺状态。图片来源：GEOVIEN SO—SOPA IMAGES/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

与此同时，在美国也有很多人正在搞请愿活动，呼吁政府采取“封城”、“封校”等措施，目前他们正在四处征集签名。还有一些学校明明没有发现任何确诊病例，却也陷入了恐慌。

虽然美国目前只发现了十几起确诊病例，但各大网约车平台上都出现了大量恐慌性投诉，美国各大城市的唐人街也生意萧条。这些冷冰冰的事实提醒我们，在这种危机时刻，仇外和种族主义情绪经常会被人们的集体恐慌所点燃。

编剧伯恩斯表示：“除了病毒传播的科学依据，我和索德伯格还希望以它作为对社会的切入点，反思我们社会既有的一些矛盾，看它们是如何使我们如此容易被恐慌所侵袭的——就像感染病毒一样。”

“神编剧”继续指出了这部电影最关键的一个情节：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埃利斯·切弗博士出现在CNN的节目上，与裘德·洛饰演的艾伦·克鲁姆维德辩论。

克鲁姆维德是一个阴谋论者，他之所以能够出名，就是靠在疫情中散播一些搏人眼球的反政府言论。为了出名，他甚至还假装自己也感染了MEV-1病毒，并且靠喝连翘“治愈”了自己。

这段视频一经发布，老百姓立即跑到药店抢购银翘，结果原本健康的人在抢购过程中接触到了病人，反而加剧了病毒的传播。

在“电视台辩论”这个场面中，切弗博士指出：“一个人要得病，首先要接触到病人，或是病人接触过的东西。而一个人要恐慌，你需要做的只是接触一个谣言，或者是电视和互联网。我认为克鲁姆维德先生散布的东西，远比这种疾病本身更危险。”

社交媒体平台的火上浇油，公众的过度反应和恐慌，人们对媒体机构的不信任，这些都是伯恩斯最近经常思考的问题，正如他当年创作《传染病》时一样。

他解释道：“就像布里连特博士所说的，我们的风险评估能力是有限的。如果你每天都看报纸的话，你可能会看到很多人死于车祸的报道，但是报纸上却没有人死于高血压和心脏病的报道。因为记者们不愿意写这些平平无奇的故事。”

“很多人害怕新型冠状病毒，却不关心季节性流感，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我们缺乏辨别风险的能力。”他补充道：“有些人看了《大白鲨》，就不敢下海游泳了，但他们却会做一些比下海游泳更危险的事情。这也是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的问题，因为人们一旦陷入恐慌，就很难管理了。”

他建议：疫情期间，你应该勤洗手，避免触摸自己的脸，相信科学界的专家，并且要警惕社交媒体上的谣言，这些谣言很可能就是个别政客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而编造的，目的就是要造成了人们的恐慌。

上个月底，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·罗斯曾表示，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“将加速北美的就业岗位回归”，暗指他认为疫情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商机。

布里连特认为：“如果他真这么说了，那么他就不适合担任公职，也不值得被公众信任。作为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人，我们对公众的健康是有监护和受托责任的，我们不能从中获利。现在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，你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政治事件。另外我必须指出，天花的绝迹，要归功几十个国家的科学家的共同努力——不管他们来自什么种族、信仰什么宗教、说什么语言。”

伯恩斯表示，听到罗斯面对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竟如此毫无人性，他不禁感到“恐惧”。“每个人都面临着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部落观念，自己的认知偏见，和一些先入为主的观点。但是恐惧并不能让我们变得更加理性。”

薄弱的卫生系统增加了抗疫难度

传染病学家布里连特也是一个风险评估专家，他设想了一系列潜在危机，并且针对每一个“概率大于0”的危机都制订了预案。他的工作有相当一部分取决于对未知事物的估计，比如每种可能性的风险系数——病毒有可能进化得更致命，也有可能完全灭绝，针对这两种风险，相应地就会有两个不同的应急预案。

专家们最担心的还是那些资源相对有限，可能无法及时确诊和治疗传染性疾病的国家。布里连特表示，在传染病的防治上，全球的防御能力，取决于最贫困社区的防御能力。病毒对那些国家的影响可能将是灾难性的。特别是如果病毒继续变异，从理论上，它甚至会变得更加致命。

布里连特表示：“目前已经有20多个国家确诊了输入型病例，但在中国以外只有2人死亡，这说明这种疾病在泰国和美国得到了及时的检测，阻止了它的全面爆发。”

“这就像一场火灾，火星会四处喷溅，但它却落在了有防火准备的地方。”布里连特补充道：“但如果你看看这25个国家的名单，你会发现，是不是少了什么？委内瑞拉在哪儿？津巴布韦在哪儿？有很多中国工人在非洲的矿区工作，那里的情况是怎样的？在武汉封城之前，有500万人离开了武汉，他们有没有去委内瑞拉？”

“我最担心的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。有没有哪些防疫体系较弱的国家，有可能病毒已经在那传播了5个星期了，但还没有被我们发现？”

布里连特也知道这番话有些危言耸听，但这就是他的工作。他笑称：“我们说的话必须要小心，但我确实担心，有些国家可能已经出现了病例，但却没有检测实验室和设备，也没有足够的卫生基础设施。”

试想一下，特朗普当政以来，就连美国疾控中心的经费也被砍掉了不少，严重削弱了科研人员保护群众免受疾病威胁的能力。这些做法显然会严重影响人类应对疾病风险的能力。

“神编剧”伯恩斯最后意味深长地说：“疾控作为社会的重要一部分，却没有了充分的经费保障。在这一情况受到关注的同时，我们其实已经落后了。”